徽州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徽州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1、社会基础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徽州人中有许多是中原世家大族，他们大多是避难迁徙到徽州，还有一部分人是来徽州做官，后因社会变动或个人原因而留居徽州，这些人直接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基因”。另外这些人从外面来，知道徽州外部的世界也很精彩，就下决心要打出去，创立新事业开辟新天地。再加上徽州山多地少，“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当时就有徽谣流传：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州人走出去主要通过做官和行商，两者都必须有文化，所以徽州文风兴盛，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就形成了。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无徽不成镇”。科举入仕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进士、17位状元。徽州人才荟萃、名人辈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话频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共收集清以前历代名人4万人，徽州名人就有800余人。2000年初，黄山市曾评出三十位杰出徽州历史文化名人，理学家朱熹、新安医学创始人之一汪机、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理财家王茂荫、哲学家戴震、近代著名画家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乐家张曙、著名学者胡适……名列其中。就连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他们的祖籍也分别在徽州的旌德和绩溪。由于外出人数之多，当时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外”之说。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大量外出，不仅使他们自身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这种开放的性格和品质带回了桑梓故里，从而直接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和推动了徽州文化，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接纳和融合其他地区先进文化的传入和发展。

2．经济基础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如果没有徽商的大规模参与投资与建设，徽州文化有可能是一片苍白。作为位居明清两代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商，拥有一种良好的传统，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投入。他们虽投身茫茫商海，却贾而好儒，是名副其实的儒商。毕竟在徽州人的内心深处，“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徽商经营致富后，不仅对自己子孙的教育舍得投资，而且不忘回报乡里和社会，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尤其格外关注。为此，他们不惜斥巨资用来兴办学校和书院，鼓励读书，培养人才。如清代大盐商歙县棠樾人鲍志道一次就为该县紫阳书院膏火捐资8000两白银。在徽州，有一句土得不能再土的谣谚，即“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窝猪”、“娇子不娇书，娇书变养猪”。徽商对徽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

3．思想基础   

 
    中原地区世家大族源源不断地举家南迁和徽州山环水绕、相对封闭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宗族的大量存在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其生存的土壤和基础，逐渐使徽州形成了聚族而居之势。徽州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不仅造就了徽州同姓血缘家族的凝聚力，而且由血缘而地缘，形成了浓郁的乡土观念。扶贫济困、兴文重教、勤俭持家、以众帮众，已成为徽州宗族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鲜明性格，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弘扬和勤俭持家风气的维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徽州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由朱熹所创的新安理学是徽州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凡事皆依《文公家礼》，凡书皆读朱子所注，已成为徽州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现象。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在其《家典》中，就曾明确地要求全体宗族成员：“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理学对徽州文化的影响，可谓蔚为大观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