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合院的历史

北京四合院，即合院建筑之一种，所谓合院，即是一个院子四面都建有房屋，四合房屋，中心为院，这就是合院。一户一宅，一宅有几个院。合院以中轴线贯穿，北房为正房，东西两方向的房屋为厢房，南房门向北开所以叫作倒座一家人有钱，人口多时，可建前后两组合院。南北相连。有钱的人家摆阔气，可以建设三个或四个合院，亦为前后相连。在合院中植花果树木，以供观赏。 合院小者，房屋13间，大者一院或30间。二院，25间到40间，房屋都是单层。厢房的后墙为院墙，拐角处再砌砖墙，大四合院从外边用墙包围，都做高大的墙壁，不开窗子，表现出一种防御性。全家人在合院里，院中住的人十分安适，晚上关闭大门，非常安静，适合于以家族为中心的团聚生活。 到白天，院中花草树木，十分美丽，夜里花香，空气清新，晚间家人坐在院中乘凉、休息、聊天、饮茶，全家合乐。家里人在院子里，无论做什么，外人看不见的，这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四合院住房分间分房，老人住北房（上房），中间为大客厅（中堂间），长子住东厢，次子住西厢，佣人住倒房，小姐、女儿住后院，各不影响。 北京四合院设计与施工比较容易，所用材料十分简单，不要钢筋与水泥，青砖灰瓦，砖木结合，混合建筑，当然以木构为主体标准结构，重量轻，如遇地震，很少可以震倒，说明合院是可以防震的。整体建筑色调灰青，给人印象十分朴素，生活非常舒适。 其它地区的合院也与北京合院是基本相同的，不过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材料相差不多，式样亦大同小异，这些合院是中国人民的重要建筑遗产。 北京合院与各地合院之不同有下列各点： 以北京为主的周围地区用四合院，以中轴为对称，大门开在正南方向的东南方向，大门不与正房相对，也就是说大门开在院之东南。这是根据八卦的方位，正房坐北为坎宅，如做坎宅，必须开巽门，"巽"者是东南方向，在东南方向开门财源不竭，金钱流畅，所以要做"坎宅巽门"为好。 因此北京四合院大门开在东南方向。这是根据风水学说决定的，只有北京周围才是这样做法，其它地方的民居房并非如此。

元朝

公元1271年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北京始成为统一全中国的国都，无论从遗迹遗存还是文献记载，北京城市建设都有划时代的变化。元大都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元大都的建设包含有大规模的民居，胡同和四合院成为元大都的基本内涵。

元大都内居民住宅就分布在小街或胡同两侧。1965年和1972年两次在北京西直门内后营房发掘了元大都居住遗址，该处居住遗址位于大都豫顺坊以东，大约是和义门内以北第八条胡同，这是一处四合院住宅，其占地8亩。按照元时制度“定制以八亩地为一分”，基本符合此例。整个遗址的平面布局，充分表现出了宋元时代向明清时代过渡的建筑形式。从遗址平面来看，发掘的应是这处四合院(图一)的主要建筑的偏北部分。它的北面可能是后花园一类的布置。从南面大门开始，至后花园为止，应相当于元大都两个胡同的距离。元大都两个胡同之间的距离约为70米。

明代

明王朝建立后，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明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并分别从浙江、山西等处迁进数以万计的富户，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北京经济的发展。在明代，制砖技术空前发达，这也促进了建筑业和住宅建设的发展。这个时期出现的《鲁班经》、《三才图会》等书籍，说明明代不仅第宅建设的实践活动十分活跃，而且有理论方面的指导。为维持封建秩序，明代对各阶层人士的居住建筑从制度、规模、色彩各方面均作了严格规定。从《三才图会》、《鲁班经》等书中的插图可以看到，明代住宅仍沿袭了元代四合院的形式。

清朝

清代定都北京后，大量吸收汉文化，完全承袭了明代北京城的建筑风格，对北京的居住建筑四合院也予以了全部继承。清王朝早期在北京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制度，令城内的汉人全部迁到外城，内城只留满人居住。这一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外城的发展，也使内城的第宅得到进一步调整充实。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居住建筑是宫室式第宅，这就是官僚、地主、富商们居住的大中型四合院。清代是北京四合院发展的巅峰时期。自清代后期起，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北京四合院的发展也逐步开始走下坡路。

在外族入侵和西方文化渗入的影响下，北京传统住宅建筑也受到一定影响。这个时期建造的四合院，有的或多或少加进了一些西洋建筑的装饰成分，最典型的就是圆明园式随墙门的出现。受“西学东渐”之风影响较深的人为标榜自己为“新派”代表，也有一些在宅内兴建“洋楼”的例子，但为数不多。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北京的传统民居基本保持了明清型制。

抗战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市民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很多原来住独门独院的居民已没有能力养更多的房子，只好将多余的房子出租，以租金来补贴生活。居民的住房越来越少，院里的房客越来越多。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开始变成多户杂居的大杂院，四合院的居住性质发生了变化。

1949年以后，北京传统四合院在使用上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由于所有制的变更，很多清代遗留下来的王府、宅院由私产变为公产。它们不再为昔日的贵族所占有，转而成为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幼儿园、俱乐部等公用住房。使用功能的改变，使得建筑本身与使用者的需求之间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最终的结果，不是人服从建筑，而是建筑被人所改造。那些仍作为住宅用的院落，己不再为独家占有，变为多户居住的“大杂院”。这些用途上的变化，使四合院再难保持昔日的深邃、安谧、幽雅和温馨，四合院被分割、改造、瓜分成了普遍现象。

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是北京四合院罹难最为严重的时期。60年代末的红卫兵“扫四旧”，将四合院中精美的砖雕、木雕、石刻、彩绘尽行扫荡，无数价值极高的艺术品，或被砸成碎块，或被抹上泥灰，能得以幸存者为数寥寥。紧接着发生的为“备战”搞的全民挖洞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四合院的原有格局和排水系统，造成严重后果。1976年唐山大地震更是雪上加霜。为避震灾，在已经很拥挤的院子里塞满了“抗震棚”，随着人口增长，这些抗震棚后来都成了永久性建筑，把四合院搞得面目全非。

改革开放时期

文革以后，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四合院保护方针，使上述恶化趋势有所控制，但紧跟而来的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与四合院的保护又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如何解决好旧城改造和四合院保护的矛盾，仍是—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在80年代初至今的十多年中，北京的四合院聚集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一些移居北京的侨民和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们，抱着怀旧心理和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追求，在四合院集中的地方买下旧院，重新翻建新四合院。有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征地建房，住进了传统的中国民居。这种新四合院大多采用传统建筑的外形和色彩，室内则是暖气、上下水、卫生间、空调等现代化设施和高档装修。经过翻建的四合院，由多家居住的大杂院重新变成一家一户的私宅，院落宽敞，花草丰茂，景致幽雅，安恬静谧，四合院似又回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种新的景象愈演愈烈，大有蓬勃发展之势。这种现象，是北京四合院的复苏，还是传统住宅建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日前尚未有人进行研究和界定，但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已在北京四合院的发展史上书写了新的一笔。